1994年七八月间，承德市连续发生两起出租车司机被杀案。案发后两个多月，案件宣布告破，确认离案发现场不远的庄头营村青年陈国清等4人为犯罪嫌疑人。为此公安局专案组荣获了集体三等功，专案组两个成员立了二等功。
四名被告人从1994年分别被关押至今，三次被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，又三次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“事实不清”撤销原判，发回重审。省高院提出二十余处疑点需要查证。比如，四被告均推翻原供，提出原供是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、诱供出来的，律师反映被告人身上有伤，被告人开庭时要求验伤，遭公诉人反对。有两个被告人有证据证明，自己无作案时间和可能，但这样的证据公安没入卷，公诉人当庭不出示。
去年10月，第四次开庭时，在查证没有任何新进展的情况下，检察院使用原起诉书起诉；法院基本照抄前三次判决书。目前，四被告及其家属正翘首等待河北省高院的裁决。
对此案，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胡云腾认为，如果没有新的证据，二审法院就应当直接改判无罪，而不能像打乒乓球一样打来打去。有很多案子，在法院审结前有关部门就通过媒体向社会宣布“此案破了，犯罪嫌疑人已供认了”等等，有关部门和人员也因此立功受奖。一旦经法院审理认为无法定罪，就很难办。
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陈兴良认为，这几个人到底杀没杀人谁也不能肯定。如果法院作出无罪判决，并不是说这几个人客观上就一定没有杀人，而是说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他们杀了人。如果判决无罪释放后，将来又有证据证明是他们杀的，也不能说法院放错了。
有学者提出，错判是犯两个错误，一方面让无罪的人受到了法律追究，另一方面使有罪的人逍遥法外。错放只犯一个错误，有罪的人没有受到法律追究。如果选择的话，当然要选择犯一个错误，所以宁可错放，不可错判。
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还具有很浓烈的专政色彩，过于强调打击犯罪，而忽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。实际上在刑事诉讼中，相对而言被告人是弱小的，我们更应注重加强对被告权利的保护。
（《法制日报》2001．2．5）
